2015年8月，利用难得的休假，笔者漫游于贵阳、泸州、永康与衢州，在高速城镇化进程中涌现的宏大新城与饱经沧桑的传统内城聚落之间穿行。令笔者震惊的不仅是新城惊人的空置现状，还有城市设计中同质化的问题。

　　本文将参考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Christopher Alexander对“树形城市”的批判，结合相关城市案例，反思中国当代城市化进程所依凭的设计逻辑。

　　Christopher定义的“树形城市”（Tree）是一种设计理念，代表一套等级显著且内部相互不干扰的城市系统。与之相对应的是“复杂网格城市”（Semi-Lattice），表征一套内部充满复杂重叠关系的城市系统。通过抽象的数字集合模型，可以直观了解两者区别。

　　假设存在一个集合：[1, 2, 3, 4, 5, 6]（好比若干城市功能的集合）。其在“复杂网格”结构下可拓展为下图中A与B的系统（[3, 4, 5]与[2, 3, 4]之间存在交集3与4）；在“树形”结构下可拓展为下图中C与D的系统（[3, 4, 5]与[1, 2]之间相互独立）。

　　“树形城市”主张实现城市功能（办公、商业、休闲与居住等功能）的完美分离。同时，在每一个相互隔离的功能束中设置等级森严且绝对搭配的节点。如此，城市被设计为“树形”的生长状态。Christopher把“树形城市”的产物定义为“特意人为的城市”（Artificial City）。按照相关的设计理念，这样的城市（社区）可以一劳永逸地完成建设。然而，它们却总给人们带来乏味、单调、孤独与隔离的体验。

　　以加拿大埃德蒙顿Mill Woods社区发展规划（Mill Woods Development Concept 1971）为例，在社区中心，城市的主要功能（办公-白色、商业-红色、医疗与教育-灰色、居住-褐色）被道路、轻轨、绿地与人工河“巧妙”地分离。

　　除了物理阻隔带来的通行时间问题，“树型”结构还引致了心理隔离：每个区片的居民被设定为仅能同区片内部的居民进行积极社交。一方面，这忽视了公园发挥效用的复杂机理。比如，是否圈出一片足够宽敞的公园绿地，安放标准的休憩设施，就能让居民（尤其是孩童）快乐、安全地玩耍？另一方面，这也难以满足社交关系日趋复杂的现代社会的实际需要。随着互联网社交，尤其是陌生人社交的迅速发展，公园应具备更高的开放性与穿透性。

　　“复杂网格城市”鼓励城市功能的重叠，且允许各个功能束之间形成相对松散的层级关系。如此，城市的生长形态将变得更复杂。Christopher特别强调：“这里的复杂并不意味着‘复杂网格城市’是无序的，或者说在逻辑层面上逊色于简洁、直观的‘树形城市’。实际上，它是一种内涵更加丰富、结构更加复杂、细节更加完善的城市设计理念，最终形成了‘自然成长的城市’（Natural City）。”

　　从孩童的角度出发，标准的、正式的公园不一定是最优的玩耍场所。车辆稀少的街道、生意清淡的加油站、废弃的建设工地等，都可以成为孩童们青睐的“公园”。这种探险与分享的精神常常伴随人们的一生。尽管它们被“树形城市”严格排斥于公园范畴以外。

　　经典动画片《哆啦A梦》里描绘的“公园”便是一处普通的废弃地——主要的设施为三根废弃的钢筋水泥管。

　　首先，这片废弃地位于“格网社区”之中，具有极高的渗透性与广阔的人流腹地，能够在特定步行距离内覆盖最多的住家。下图展示了格网与树形街道的人流腹地差异。同时，车行速度与流量受到限制。这有利于社区的孩童朝该处空地聚集。

　　其次，虽然空地肮脏且设施简陋，但大雄和他的朋友们发挥着天然的想象力，对其进行“设计与改造”。空旷之处被当作棒球场；钢筋水泥管被用作凳子、躺椅、藏身处以及孤独无助时最后的心灵家园。孩童们不切实际的想法则通过哆啦A梦的“四次元口袋”予以诠释——这正是孩童们在心中为空地进行的创造性设计。

　　有趣的是，人们总能在自己的经历里找到类似的“公园”：可能是一条街道，抑或是一座老宅。即便人们已经成家立业，但每每故地重游或回首往事时，总会获得纯真的愉悦。周绮薇在《推土机前种花》一书中描绘了自己儿时的乐园：香港深水埗的一个普通街坊。简单的漫画梳理出极其复杂且精彩的邻里关系：前铺后居的车房可以成为宴会的场所；流浪猫可以串联出一系列社交契机——遗憾的是，这一切都变为了香港随处可见的超高层公寓楼。

　　总结起来，“树形城市”将城市梳理为若干组简洁且相互无交集的逻辑关系。与之相反，“复杂网格城市”认为城市各主要功能与构成部分之间存在着复杂的重叠关系。二战结束后，“树形城市”在欧美备受推崇，既带来了高速的城镇化进程，也引发了显著的城市问题：城市生活的虚无、单调与隔离。随后，新都市主义（New Urbanism）与理性增长（Smart Growth）等理念开始流行，试图改善“树形城市”所积累的负效应。主要的思路包括：仿照传统欧洲城市（如巴黎、维也纳等）进行城市设计（公交与步行优先；追求建筑外立面的美观等）；增加城市的人口密度。然而，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尤其是新城的健康成长，难以通过直接的模仿实现。某种意义上，这些炙手可热的概念不过是在“树形城市”的基础上进行修饰。城市中的“复杂网格”仍被无情忽视。作为21世纪以来城市化进程最为激烈的国度，中国成为了“树形网络”最新的试验田。

　　本节将以贵阳市的两个超大型社区（A：含部分内城改造的新城建设；B：新城建设）与泸州市的一个大型社区（C：新城建设）为案例。这些项目均已经进入建设施工期。就规划的建筑面积与人口数量（相较当地人口）而言，这些项目的尺度显著超出了“社区”的范畴，达到“造城”的体量。

　　借由国际知名设计公司的主导或参与，上述项目的城市设计充分展示了改良版的“树形城市”。整体区域被道路系统（交通干道：含高架桥与下穿隧道；连接路）分割为一个综合活动中心与若干住宅区片。综合活动中心由总部办公区（含超高层建筑与公共广场）、大型室内购物中心（含主力百货、IMAX电影院与游艺设施）、大型公园（含人工湖与滨水娱乐）。各住宅区片自成一体，享有内部的公园、商业、教育等设施。

　　首先，综合活动中心的设计积极吸收欧洲传统城市的元素。一方面，综合活动中心为大流量的公共交通枢纽的建设留有余地（各项目均号称与当地规划的轨道交通线相接）。另一方面，综合活动中心积极追求公共空间的塑造。在项目A中，室内购物中心内部区域的廊道采取半封闭形态，营造出室外商业街的体验；购物中心中轴线向人工湖进行延伸，并结合下穿隧道实现人车分离。

　　诚然，综合活动中心包含办公、商业与娱乐等多种功能区，且这些功能区经由精细的城市设计营造出理想化的公共空间氛围。然而，如前文所述，一个良好的公共空间不一定需要自上而下的细节设计，却必须依赖极强的人行渗透性。综合活动中心恰恰缺乏后者。交通干道天然排斥人行意愿。比如，在上海，行人会尽量避免横穿世纪大道：过宽的道路使得许多路口的人行绿灯时间不足，甚至需要年轻人小跑通过（如世纪大道与浦东南路路口）。

　　不仅如此，当这些“新城”被强行嵌入现有的城市体系之中，极易引发交通拥堵的灾难。一方面，“新城”的交通流量设计基于一个封闭、静态的模型，难以预期与城市整体交通（复杂系统）的协作。在贵阳，即便相关新城入住率显著欠缺，交通干道便已不堪重负。另一方面，由于住宅区片的住宅容积率与建筑密度大幅提升，但主导的通勤模式仍定为汽车，道路通勤压力骤增。假定数十万人的新城实现完整入住，当地的交通应如何应对？

　　同时，即使综合活动中心获得轨道交通连接，亦难以改善其公共空间人流腹地不足的危机。大流量的轨道交通能够在高峰期向综合活动中心“输血”，也会在朝九晚五之外以同等效率“抽血”。因此，尽管公共空间的细节设计品质有所提升，且住宅容积率与建筑密度大幅增长，由于“树形城市”的隔离机制仍旧运转，上述改良设计收效欠佳。

　　“树形城市”的传统缺陷在各项目中得到充分展示。尽管三个项目的设计出自不同的设计智慧（均为中外合作，且均有知名设计公司参与），但其成果却大同小异。“超高层的总部大楼、宏大的公共广场、现代的购物中心以及那个必不可少的人工湖”就构成了设计师对人类美好生活的全部憧憬。令人恐惧的是，人们可以从任意一个项目方案里看到绝大多数的中国新城，因为它们都长一个样。各地独特的自然风貌、历史积淀与人文情怀被无情抹杀。

　　例如，贵阳是一座多山的城市，天然不适宜于高容积率与建筑密度的建筑群。规划图呈现出连绵山峦与高层电梯公寓交相辉映的和谐图景。然而在现实中，密密麻麻的高层电梯公寓抓住任何一个缝隙生长，形成“楼比山高，山在楼间”的违和画面。

　　山，不过是沙盘中的障碍物。然而对贵阳而言，山有着非凡的自然与人文价值。没有这些大山，贵阳不会有凉爽的夏日。没有这些大山，贵阳不会存续丰富的多民族文化。在贵阳，不难遇见独自或成群结队唱山歌的市民，其多为少数民族。在不断异化的都市里，他们仍旧享受着自由歌唱与聆听天籁的幸福。山是他们咏唱的对象，也是他们精神的寄托。这是人们一眼能够辨识出的“爽爽的贵阳”。当山被楼淹没，他们还如何放歌？还为谁歌唱？

　　这是衢州七里乡的农房：“山比房大，房隐山中”。十几户人家依托山泉而建。他们基本不是本地农户，而是租住于此的本地或外地市民。共享泉水与山路的经验使得邻里之间关系融洽，甚至自发形成“设计的默契”：白墙灰瓦的基本建筑风貌得到存续（没有任何机构施加规划命令）；各家营造不同风格的庭院与现代内饰。这里保留着中国传统文化里对山的敬畏与审美、“率性自然”的生活态度以及“家和万事兴”的终极愿景。

　　再如，四川的泸州是一座江城，有着丰富的滨水资源与文化。项目C中，无论中央公园还是主要住宅区片，均设置有人工湖——即便沱江就近在咫尺。在“树形”结构里，中央公园、住宅区片以及沱江滨水绿地被交通干道分隔。居民被设定为在本节“树枝”内活动：在工作时间，人们应该在中央公园玩乐；在工作日的下班时间，人们应该在本住宅区片的人工湖边休憩；只有在周末，人们才应该去往江边；此外，人工湖较开放水域更加安全，是更优的休闲场所。水，不过是沙盘上的装饰物。

　　但对泸州而言，水有着非凡的自然与人文价值。在极度湿热的夏季，急流的江水给滨水地带降温，成为市民消夏的好去处：择一处阴凉，挥一把蒲扇，戴一顶草帽，喝一碗清茶。尽管来往轮船不断，仍有许多市民畅游沱江与长江。直至严冬，仍有市民坚持游泳渡江。同时，历史上因水而兴的商贸带来了茶楼（生意谈判）与酒肆（纤夫嗜酒）的繁荣，奠定了泸州崇尚美食与美酒的闲适生活态度。内城滨江路沿线是茶馆密度最高的区域；泸州最知名的老窖（长江）与郎酒（赤水河）均依水而生。在这样一座江城里，真的有必要在江边挖掘人工湖么？

　　本文介绍了Christopher对“树形城市”的定义与批判。“树形城市”指代一种城市设计理念，主张通过精细的设计形成一套等级显著且内部相互不干扰的城市系统。因此，“树形城市”的实体产物是“特意人为的城市”。与此相对应，“复杂网络城市”是一种更优的城市设计理念（但绝不是终极的城市设计理念）：城市不仅包含复杂多样的功能与组成部分，还包含这些功能或组成部分所形成的复杂且相互重叠的关系，即追求“自然成长的城市”。

　　“复杂”并不意味着无序与混乱。在“复杂网络”的框架内，既不能“放任自流”，即高密度的住宅区绝不应同存放危险化学品的仓库混合；也不应“一刀切”，毕竟许多轻工业完全可以与居住区实现和谐融合。应足够耐心、谨慎地激发多元的设计创造力。“复杂”不是设计技术的浮夸，而是城市内涵、结构与细节的丰富。好比大雄和他朋友们的“公园”，外表与设施足够简陋，但效用与情感却极度饱满。

　　遗憾的是，处于高速城市化进程中的中国，成为“树形城市”的“试验田”。尽管其经历了诸多改良，但它对城市功能与关系简单化处理的逻辑并未被撼动，问题依旧重重。贵阳与泸州的三个新城设计方案（由国际知名城市设计公司参与）展示出同质化的“树形”结构，无情抹杀了在地的自然、文化与情感，成为了中国当代城市化进程的无奈缩影。

　　更令人担忧的是博鱼官网，与北美的“树形城市”实践不同，中国版的改良方案拥有宏大的设计强度，带来了更高的“纠错”成本。北美的相关社区里，多包含低矮的独幢住宅（Single-detached House）与不超过三层的室内购物中心。土地再开发与土壤修复相对容易。中国目前的“树形城市”产物几乎清一色呈现“钢筋混凝土森林”的形态。土地再开发与土壤修复十分困难。

　　当今的中国所需要的，不再是所谓“先进”的设计技术——该命题放到二十年以前或许为真。欠佳的设计源于腐败且傲慢的城市设计理念。唯有解放束缚设计理念创新的哲学与制度枷锁，才能推进更加真实的城市化进程。譬如，我们应该追问，“自下而上”同“自上而下”的设计思想与权力如何结合？